【书 名】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

【作　者】张在军 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索书号】K265.06/1243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科阅览室二

作者简介

张在军，原籍湖北，客居岭南。独立学人，自由作者。已出版文史著作《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等十余种。

内容简介

永安地处闽西山区，这里虽然群山连绵，交通闭塞，但在抗战环境中，比之于沿海常受日寇骚扰的地区，却显得特别的安宁。随着福建省府机关搬迁于此，省内大中专院校和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迁来，计有改进社、东南社等出版社42家，有华南通讯社等新闻通讯社4家，文化学术团体40多个，书店17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各类期刊130种，还有各种书籍800余种。一个山城小县短时间内聚集这么雄厚的文化力量，无愧于东南地区的抗战文化中心。

后记

从西南写到东北，从西北写到东南，从大后方写到小后方。

我的写作跨度不可谓不大，但这绝非我的本意。不管是他意还是本意，无论在地域上跨度多大，在时空上我始终不变，那就是抗战时期；在题材上也保持专一，那就是文化教育。

《西北联大》划上句号之后，我就着手写作《发现永安》。在八闽大地，我惊喜地遇见好多西北地区的“熟人”：

汪德耀，曾任西北联大教授，后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林镕，曾任西北联大农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后任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厥明，原是西北联大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后任省研究院农林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周桢，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后任省研究院农林研究所所长、福建农学院院长等职。

姜琦，任西北联大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之前，1936年至1938年任福建省立师范校长。侯宗濂，执掌西北医学院院长之前，于1937年赴闽创建福建医学院，后接替汪德耀出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方乘，福建省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兼工业研究所化学工业组组长，后任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

其实，这并不奇怪。过去的教授学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研究院长有聘任教授学者的自主性，而教授学者们也有自己选择单位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也是生活的一种常态。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学者在选单位，单位也在选学者。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学者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学者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学者们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人格特质与独立精神，为自由流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外部社会环境，是引发教授学者们流动的社会动力源。

正是这诸多因素，才使得闽西山区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县城，战时成了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

在闲览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时，我还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很多里昂中法大学毕业的人后来都聚集在了永安。比如：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汪德耀、省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化学组组长方乘、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林镕、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朱洗、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沈炼之，以及国立福建音专校长唐学咏、永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黄曾樾等等。有什么玄机，或者只是巧合？

别绕弯子了，还是说说我是怎么“发现永安”的吧。尽管我是写完西北联大接着写永安小城，其实在《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出版之后，就萌发了写永安的念头。永安和乐山作为一个数万人口的小县城，在战时都是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仅凭这点是不够的。关键在于，福建教育出版社有意出这么个系列抗战文化丛书，加上责任编辑徐建新老师不断撺掇我写。送上门来的好事，还犹豫什么呢？

我要声明的是，说永安是抗战文化中心绝非我第一个发现，这点和乐山不同。说乐山是川西抗战文化中心还有不少争议，永安作为东南地区的抗战文化中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研究工作开展的比较早，史料抢救的很及时。

早在1983年4月，永安市就接受了上级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达的征集“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专题的任务，着手开展征集工作。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永安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后来出版《学术谈论会专辑》。其中的《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很可能是最早定义永安是东南抗战文化中心的文章。该文说：

“随着省会的内迁，随着沿海各城市的沦陷，大批地下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汇集永安……永安这座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的山城，因而成了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

当年任刘建绪主席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的谌震在《要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发言中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

战时在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文书的作家刘金发言十分客观公允，他说：

“我觉得，把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同桂林、重庆并列起来，作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这种提法值得考虑。当时，桂林、重庆文化人士有一千多人，永安就没有那么多，我们永安（包括省内其他城市）也就是羊枣、黎烈文、邵荃麟、王西彦、许杰、许钦文、董秋芳、赵家欣……，不过是几十人，我那时还是小青年，还排不上号。再从活动内容与它的影响来看，我们永安也不能同桂林、重庆相比。因此，我觉得，永安还是作为在东南半壁（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文化中心之一为好，那是当之无愧的。抗战八年里，在东南，的确再也找不出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动能同永安相比。所以，‘永安是东南几省进步文化活动中心之一’这个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到了1994年，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历时8年联合编撰而成六十多万字的史料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邱文生主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综述”里说：“（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人士荟萃之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起着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阐明了永安作为东南抗战文化中心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遗憾的是，永安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对外宣传力度不足等因素一直被忽略了。近三十年来或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抗战文化史料倒不少，但缺少一部全面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我这本小书也许是“第一部”。不过鉴于史料缺乏、篇幅限制，还有福建省立医学院、永安巡回剧团等单位、团体未写，只有留待以后或他人了。

令人欣喜的是，永安抗战旧址群2013年名列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后，2015年再次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6年以来，永安市政府开始投入巨额资金对抗战旧址群进行本体修缮。201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在考察吉山抗战遗址时，看见工人们正在维修一座座老旧建筑。我相信，经过这次抢救性的修缮和保护工作，可以让这些见证了烽火岁月的建筑群重新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我不能忘记，客居永安的沙县人廖健安先生给我当导游，带我走遍上下吉山，在北陵山谷、文川溪边都留下我们的足迹。还有吉山定和宅主人、82岁的刘照明先生，和我诉说抗战往事，如数家珍。也不能忘记，长汀博物馆的陈伟田先生，骑着摩托载着我参观厦门大学办学旧址和萨本栋旧居，给我做十分专业的讲解。

在这部书稿杀青之际，我联系上战时永安联合周报主编蔡力行先生外孙、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胡锐颖。他从1999年涉足永安抗战文化，迄今近二十年，有自己投资的纪录片《永安浩劫》问世。我们一见如故，他满腔热情地帮我提供资料、审阅书稿、查漏补缺，我深感吾道不孤。

最后，感谢同乡曾纪鑫老师在新春佳节之际为我拨冗作序，对我鼓励有加。

2018年新春，广州洛溪寻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