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作　者】陈胜前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K851/7478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会科学阅览室二

作者简介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年生，湖北嘉鱼人。1993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96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8年赴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美国考古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弗雷德·温道夫和“新考古学”泰斗路易斯·宾福德攻读博士，200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石器分析等。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考考古学》《学习考古》《人之追问》等，译有《追寻人类的过去》《考古学：关键概念》《小工具大思考》等。

内容简介

序言

　　有关思路

　　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松散集合。当然，尽管组织有些松散，但内在的逻辑还是相对清晰、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定演化阶段的产物，跟某些长期存在的因素密切相关。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我是名考古学研究者，这决定了我的出发点与看问题的角度；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最重要的背景关联：农业与文明起源，或者说，就是整个史前农业时代（文明也是农业时代的一个部分）的影响；最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本书从文化整体的形成，到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时代影响，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逻辑上逐渐深入。换个角度来看，是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这构成本书的线索。

　　在我个人的写作中，这些看似松散的文字有着特别的分量。“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出版发表的欲望不像今人这么强烈，写的东西首先是为自己写的，自己认为有价值才会去写作。我们现在因为科研压力、因为生存压力，不得不去写作，写论文、写专著。我也不能免俗，在大学里工作，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是硬道理。但是，我有些许自豪的是，本书的文字并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而写的。我写作，仅仅是因为我思考了这些问题，不得不写作。我称之为“排毒养颜”，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写给自己的文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总有一种敝帚自珍之感。也许这些文字并不见得有多么精彩，但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文字都是独立思考所得。可能不见得正确，但是它有自己的价值与生命。

　　而今这些文字居然组织成了一本书，而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的确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它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与自己的观点，究其原因，可能与我个人的研究相关，因为我持续在思考这些问题。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既然能够作为一本书，必须有贯通的思想。就这一点而言，我多少是有一些自信的，虽然过程看起来有点偶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我的思考是有这么一个中心点的。也许以后真的可以就此写一部论证性的著作。现在还只能说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索性的思考。

　　许多时候，我却并不怎么喜欢那些论证性的著作，因为它太严肃了，严肃到有点矫情的程度。这样的书，其实是很少有人读的，读它的人多是为了参考的需要。我喜欢比较平和的讨论与思考，可能这样更加深入。一个人的情绪太强烈，显然不可能理性，不可能公允。最好这样的讨论源于生活，能够接地气，能够让人亲近。偶尔不妨来点幽默或调侃，这是生活本来的面目。简言之，它与论证性的著作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生存空间。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我是在西方接受的学术训练，但是我骨子里却是比较传统的，这可能与我出身中医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中，学者擅长写作随笔性的思考，有不少笔端充满灵性的文字。这是否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呢？我想是的。这是有意无意的存在，在我的文化血脉里，就传承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许多读者可能也是如此，无意中的共鸣，可能让我们发现沉淀在思想深处的共同记忆。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受到不小的伤害，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曾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若是拿到现在来，是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的，因为它连起码的图表都没有，它的开头居然从轻松的有关时间与空间的哲学讨论开始，居然没有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然而，就是这么一篇论文，却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如今，我们倒是看到许许多多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原创性的工作。

　　有关意图

　　为什么要说文化基因呢？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所有的表述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提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肯定――至少承认所谈论话题重要。文化基因是个有趣的话题，中国文化基因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谓“文化基因”，就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由来已久，时不时地出现，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就像自然的基因区分一个物种一样。我们都知道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在自然基因上区别有限，真正决定当代社会人类群体区分的是文化。而文化是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提炼出来，称为文化基因。既然是结构，它就有结构的属性（经典的例子是语法），也就是尽管历史情境各不相同，这些结构仍能保持稳定。文化基因与结构不同的是，它具有独立性，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出现，在另外一个时期潜伏；还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也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样，有发挥重要影响意义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就文化基因而言，我们希望发挥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基因的影响，而避免那些有负面意义的文化基因带来的伤害。

　　在《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的开头，我就表达过我对讨论“文化基因”的犹豫，因为这容易予人以口实，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好像生来就不同似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化解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族群长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它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它的主要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学习交流，就像自然基因可以混血一样，它与种族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种族主义者认为不同族群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区别，即一个群体在生物或文化上存在别的群体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是可以努力去发现、去创造的。以往的表述中，我们习惯用“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之类比较大众化的说法。文化基因是个理论，是进化论用于文化分析的产物。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是主要的倡导者，这一理论影响到当代考古学的研究。考古学是研究文化的，研究物质遗存所代表的文化。这个理论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文化的演变与交融，甚至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具体的物质遗存特征的变化。

　　学术与思想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总体上，就生产方式而言，我把人类历史分为狩猎采集、农业、工商业三个时代。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宠儿，有超过万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系统的农业文化、绵延时间最长的文明。但是，无论历史多么辉煌，都不能否认中国在农业向工商业时代转型时落后了，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又不忍回顾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这中间不少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出路。经过一代代先贤的努力，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工商业繁荣的中国，我们成功完成了时代转型。尽管也许还不到欢呼胜利的时候，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

　　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一般地说，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五千年，而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 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我个人研究的领域是史前考古，侧重于旧石器时代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在区域一直是一片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旧石器文化的面貌与欧亚大陆西侧、非洲有所不同。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目前，我们有关旧石器时代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只是在探索阶段，这种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因为中国这片土地并没有消失过，人类一直在这里生存，文化一直在这里演化，文化基因在形成、变化、消失或传承。为什么中国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为什么中国文明会形成一个超大型的文明？这其中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

　　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著文提出新冠疫情可能重新定义历史：AC与BC（新冠疫情之后与之前）。他的观察力相当敏锐，不过他的解释相当粗糙，把中国与中华文化圈成功应对疫情归因于习惯于严格的社会管理，这种习惯来源于历史上长期遭受重大灾难的挑战。他似乎忘记了西方历史上遭受的灾难，包括瘟疫在内，丝毫不少于中国。肆虐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都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属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度遭遇的灾难同样不少，但是印度社会并不习惯于严格管理。新冠疫情可能是过去数百年里，西方第一次在应对重大自然灾难的时候，不如中国或中华文明圈。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优越的，个人在群体遇到灾难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利益暂时牺牲一下个人利益是必需的。个体与群体本来是辩证的关系，西方将个人绝对化了，将之当成一切的出发点，然而，在重大灾难面前，个人是脆弱的。中国文化应该更多释放个人的限制，西方文化应该更多关注群体，并没有哪个文化绝对优越。不同文化之间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是如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是冲突的。

　　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十月，新冠疫情还在世界蔓延，中国的生产与生活则基本全面恢复，为什么中国的表现如此一枝独秀？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尊重科学，科学成为每个人都认同的处理危机的方式。近代科学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科学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文化基因。相反，在近代科学曾经发源的地方，有人在焚烧5G发射塔、喝消毒水，社会精英阶层带头反对科学，愚弄民众。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既可以发扬、创造，当然，也可以遗忘、抛弃。

　　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来就已经有些疲弱的西方霸权势力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宛如受到惊吓的人一般，这股保守、狭隘、僵化的力量不断掀起民粹的浪潮，搞起全面围堵中国崛起的闹剧。一时间，形势似乎有点严重，短期之内似乎不可能结束。在这些人的眼里，文化创造只属于某个群体，而中国人是不在其中的，中国人除了模仿，是没有创造力的。这种骨子里充满种族主义的偏见早就老掉牙了，他们还死抱着不放。他们可能忘记了，文化中固然有基因性的东西，但文化是可以学习、可以创造的。任何一个群体搞故步自封，那么他们离落后就没有多远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将更加勤于学习，更加大胆创新。我们学习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其他民族的，还是传统的。因此，新形势下需要我们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弘扬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新的文化基因。

　　2020年还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我非常赞同这个认识。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就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史考察，只是展示一些古旧的物品。中国考古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化，弘扬我们的文化。

　　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我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历史就是个错误，把现实的所有困难都归因于历史。学习技术、革新制度、批判传统，我们曾经想废弃掉汉字，我们成功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服装。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假如我们真正做到了彻底删除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当然，月亮还将悬挂在夜空，但不会再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样的思念；沙漠也只是沙漠，但不会再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优美意境；晚霞、飞鸟都会有，但不会再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画意。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离开它人不能生存；但人更生活在文化意义之中，离开它人生将索然无味。人之所以活着，不仅仅只是因为生命，更因为意义，没有意义，我们真的很难坚持活下去。而意义正来自文化，没有文化意义的生活是纯粹动物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把别人的文化意义当成自己的意义，过圣诞，信上帝，不用筷子吃饭……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西方人，但这是徒劳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也同样如此，千百年的积累，不是你想认同就能实现的，更让人悲摧的是，别人未必会认同你，别人更不会因为这个而尊重你！

　　中国文化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的基础，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母体，失去她，我们将无所附丽。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的挑战中，在这样一个万年尺度的社会大变迁（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正在转型，正在革新，也正在复兴。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迷信，一些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的迷信。我们并不是要闭关自守，相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既要对外，也要对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们不能依附于人而存在，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我们不想取代谁，但绝对不想被谁所取代。的确，在学习西方与批判西方之间保持平衡非常困难。任何学习都必定是有所取舍的，不加甄别、不加选择的学习既不聪明，也不现实（包括对我们的传统也是如此）。邯郸学步式的学习是千古笑谈，希望现实中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上是我编写本书的背景与出发点，有人或斥之为民族主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我所希望的是能够弘扬中国文化中美好的部分，希望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意义丰富、隽永、美好的环境中，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历久弥新，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样的选择，就像西餐之外还有中餐一样。我尊重每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也不拒绝向任何值得学习的对象学习。但是，如果把另一种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视我们的（或自己的）文化如寇仇，那是我坚决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