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作 者】詹姆斯·沃森 著 贾拥民 译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K837.126/3240(3)
【阅览室】社科二阅览室
作者简介
詹姆斯·沃森l1928年4月出生于美国芝加哥。
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动物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
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一篇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的论文中向世人宣告：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运作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具有双螺旋结构。而这篇论文仅用了1100个单词和1张图片。1962年，沃森和克里克与英国分子生物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世纪60年代，詹姆斯·沃森入主冷泉港实验室，在他的努力下，冷泉港实验室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机构成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科研教育中心。
1988年，詹姆斯·沃森加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并于1990年被任命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主任。詹姆斯·沃森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
内容简介
沃森先生亲笔致信中国读者，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撰文作序！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北京大学教授黄岩谊、北京大学教授谢灿、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特别推荐！
在“20世纪100本最佳非虚构类著作”中排名第七，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88本塑造美国的经典著作”！
一个讲述DNA结构发现过程的经典故事，新增大量从未公开过的珍贵照片、历史资料和注释！
如果用了解一个年轻科学家的心态去读这本书的话，这是一本好书，虽然作者对于其他人（特别是异性科学家）的一些猜想并不准确。
——饶毅 北京大学教授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故事或许是科学史上富戏剧性的重大一幕：一个20出头的博士后（沃森）和一位年近40的博士生（克里克）以极其原始的方式建模，却奠定了当代生物学领域重要的理论基础。沃森和克里克胜在他们拥有对DNA双螺旋结构深邃的前瞻性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这两点使他们可以高效地把不同出处的信息创造性地组合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季茂业 冷泉港亚洲CEO、冷泉港亚洲基因学习中心主任
《双螺旋》这本书，展示的不只是关于DNA双螺旋被发现的历史，更是一段想象力在自然科学中大放光彩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因为过度追求烦琐细节和无懈可击的多余数据，而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也许正是科学的悲哀。我相信，正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一次一次地突破人类认知的极限，就如同1953年的DNA双螺旋。
——谢灿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动物磁感应受体基因和“生物指南针”发现者
十几年前念研究生时，我读《双螺旋》，不过那时只读到文字。依稀还能记得的，无非是年轻时沃森的张扬与不羁，和一个伟大发现诞生的戏剧性过程。这次循着精选的图，重读下来，才真正体会到“history is history”。很多批评者会说，这本书也许只还原了故事的一面。但这一面却是出彩的一面，怎能错过？
——黄岩谊 北京大学教授
DNA双螺旋的发现可以称得上整个人类智慧史的尖峰时刻之一。不管你是好奇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关心那些科学英雄的生动形象，还是单纯希望以一个科学家的视角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沃森的《双螺旋》都值得一读。整个科学史上，可能都难以找到像沃森这样真实、犀利、充满个人情绪地记叙科学发现历程的书了。
——王立铭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科普畅销书《吃货的生物学修养》作者
《双螺旋（插图注释本）》的中文版序：
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中国读者：
获悉《双螺旋》（插图注释本）即将在中国出版，我十分欣喜。这本书主要讲述了60多年前我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我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当时我和克里克曾经感受过的那份快乐和兴奋，当然，也包括那份沮丧。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是继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破译人类的全部遗传密码，可谓是号称智能生命的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本质。如果把生命比作长城，发现双螺旋结构就相当于深入理解了构筑起生命奇迹的砖石，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则相当于清点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然而，我们并未止步于此。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解决一些更有趣的问题。例如：生命的整体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如何得以运行？生命的砖石如何构建起了生命的长城？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对科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意义非凡。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未来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癌症将不再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绝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被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而那些颐养天年的长寿者也将不再罕见。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是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科学家的倾力协作。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样，后基因组学时代的研究也需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长期的艰辛探索。而中国近年来涌现出的杰出人才，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灿烂的文化遗产都使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在这项挑战中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詹姆斯·沃森博士
01 我的好搭档克里克
我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谨慎的态度。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大傲慢的家伙，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去评价他。这与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起他，谈论时通常都颇有敬意。我还相信，总有一天，公众很有可能将克里克与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或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样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在 1951 年秋天，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我刚刚来到剑桥大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加入了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 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成立于 1874 年，由德文郡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许（William Cavendish）出资建成。第一位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实验物理学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其他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教授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约瑟夫·约翰·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卢瑟福勋爵、劳伦斯·布拉格和内维尔·莫特（Nevill Mott）等。]那一年，克里克 35 岁，在科学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他周围的同事都承认，他思考问题时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同事们都常常向他请教，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赏识，甚至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夸夸其谈。
克里克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是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于 1936 年来到英国。佩鲁茨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 X 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刚刚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为他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又是结晶学的创立人之一，布拉格爵士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一直密切关注着 X 射线衍射法在解决日趋困难的结构问题中的作用。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越复杂，布拉格爵士就越高兴。[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及其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阐明了利用 X 射线衍射法来分析晶体原子结构的方法，他们两人因此荣获 19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诺贝尔奖历史上一个“父子档”。获奖那年，小布拉格只有 25 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纪录迄今仍未被打破。小布拉格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他正身处战壕之中。]就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对解决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各种方法特别着迷，因为蛋白质分子是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在管理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布拉格爵士跑去佩鲁茨的办公室，与其探讨新近积累起来的 X 射线资料。即使在回家之后，布拉格爵士也仍然沉浸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的思考中。
克里克既不是一个像布拉格爵士那样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像佩鲁茨那样的实干家，他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科学家。克里克偶尔会做些实验，但更多的时间都在埋头思考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他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些新想法，然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激动，并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然而经过一两天的沉淀后，他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原来站不住脚，于是又回过头去做实验，等到做实验做得厌倦了，他又会陷入沉思，对理论发起新一轮冲击。伴随着克里克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生了许多戏剧性事件。这大大活跃了整个实验室的气氛。要知道，这个实验室里的许多实验经常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对气氛的活跃部分要归功于克里克的大嗓门。他说话的声音比较大，说话的语速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快。只要他开怀大笑，大家就知道他身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哪个地方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克里克带来的快乐，特别是当我们倾听完他的想法，表示对他说的东西完全摸不着头脑时。
我们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布拉格爵士。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到布拉格爵士，因为他的嗓门实在太大了，布拉格爵士经常不得不躲到更加安静的房间里去。布拉格爵士很少参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早茶和午茶，因为那意味着必须忍受克里克震耳欲聋的“噪声”轰炸。[早茶和午茶是英国学术机构的一个惯例。在早午茶期间，实验室的成员或大学院系的老师可以聚到一起，边喝茶边交谈（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到点心）。不过，早午茶也可能会固化阶层差异，在某些机构里，只有教授和有正式身份的科学家才能坐在舒适的房间里喝茶，而技术员、秘书和研究生则只能在条件差得多的地方应付一下。]当然，即使布拉格爵士不参加，他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完全“安全”的。有两次，布拉格爵士办公室外的走廊就被从克里克所在的实验室里不断漫出的水给淹没了。克里克完全沉浸在对理论的思考中，竟然忘记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绑紧。
我到卡文迪许实验室时，克里克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结晶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问题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经常到其他实验室去，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别人都完成了哪些新实验。[克里克的漫画肖像，画中展示出了他广泛的兴趣爱好。这幅漫画出自斯特兰奇韦斯实验室 （Strangeways Laboratory）的弗雷德里克·斯皮尔（Frederick Spear）之手。1948 年前后，克里克在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工作。]一般来说，克里克对待实验室里的其他科学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对那些并不理解自己实验真正意义的同事，他也会顾及他们的感受，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目的。克里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设计出一系列能够证实自己的解释的新实验。紧接着，他就会开始夸夸其谈：克里克会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讲解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克里克这种做法通常会引发其他科学家对他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真实的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这种倾向更明显。克里克掌握别人的资料并将之简化为内在一致性的统一模式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他的朋友们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担心，不久的将来克里克取得成功后，会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剑桥大学各学院给外人留下的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良好印象只是一种掩饰——掩饰他们头脑的糊涂。
在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克里克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仍然不是任何一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很显然，他不想让本科生过多地找他，那会加重他的负担。[每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都要参与该学院的管理，如果克里克成了一个在编研究员，那么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而不是只能每周吃一顿饭），但是这些权利都是有代价的，例如，在编研究员通常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辅导课。]另外，他的大笑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每个星期都要忍受他那种雷鸣般的笑声好多次，许多学监肯定会跳起来反对。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会使克里克自己感到烦恼。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那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住了，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幸好还有国王学院，它历史悠久、财力雄厚，又素来不受古板传统的羁绊。国王学院接受了克里克，无论是他还是学院本身，都不用放弃自己的风骨或特色，因此这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国王学院之所以财力雄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担任学院总务长时经营有方，并且早早就立下遗嘱，要将遗产捐赠给国王学院。然而，这个学院一向被视为左派大本营。]然而，克里克的朋友们却不得不时刻如履薄冰，尽管他们都知道克里克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但他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酒桌上的每一次偶尔失言，都可能给克里克提供机会，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遭受莫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