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作　者】吴晓波  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129/6063

【阅览室】社科三阅览室

作者简介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 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内容简介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吴晓波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后记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问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人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一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