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作　者】（俄）亚·尼·雅科夫列夫  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D751.20/7025

【阅览室】社科三阅览室

作者简介

   亚·尼·雅科夫列夫（1932年～2005年10月17日），1932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尔国立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1956～1960年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1969～1973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73～1983年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198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1991年8月，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苏共。后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2005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3岁。

   徐葵，男，1927年3月出生于上海川沙县。1948年6月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1949年1-5月北京市东单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工作。1976-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晋升副研究员。1981-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所长、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副会长和会长。1985年7月晋升研究员。1994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1998年离休。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东欧和中亚问题的研究。

内容简介

    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编译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修订版)(精)》批判性地详述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进程，并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既认为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走改良之路，是俄罗斯正确的道路，也认为机械地照搬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本书的许多观点是作者以其个人的视角和立场而做出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本书对我们研究借鉴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研究当今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现实状况，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杯苦酒》作者亚·尼·雅科夫列夫是20世纪80年代苏联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苏共高层领导中自由化、西化的代表人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隐身于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精神指导”，有“公开性之父”和“改革设计师”之称。作者在《一杯苦酒》中批判性地详述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进程，并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既认为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走改良之路，才是俄罗斯正确的道路，也认为机械地照搬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俄罗斯带来了灾难。《一杯苦酒》书中的许多观点是作者以其个人的视角和立场而做出的，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一杯苦酒》一书对我们研究借鉴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研究当今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现实状况，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雅科夫列夫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等重要职务，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倡导者，是苏联“公开化”运动的奠墓人。在《一杯苦酒》一书中，作者从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讲起，剖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在苏联经历了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各个历史时期之后，放弃人洞的革命理论，走改良这路，是正确的发展道路。作者还认为，简单地导入不适合国情的西方民主制，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了官僚主义盛行、国力不下降一系列恶果。

　　作者表明，强大的俄罗斯不是靠军事实力获得的，它需要凭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来赢取。只有在法律至上并重视人的价值的条件下，俄罗斯才能走上正途。

    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贵国出版我的这本书。贵国人民是值得深深敬重和钦佩的人民，贵国建立了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它在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受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来自内部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外部的欺凌侮辱。

    我将这本名为《一杯苦酒》的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本书原先在俄罗斯出版，但奉献给你们的这一本已做了很多修改，增加了新的文献和新的评价，还添写了几十页新的内容——这是因为时间在流逝，对往事的回忆在不断涌现。改革（原文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的事件参与者所写的众多回忆录为我提示了已经尘封在我脑海深处的一些事实，也提到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本书是对近几年来受到生活无情检验的那些想法——正确的和谬误的——做一总结的尝试。

    同时我想（至少我有这个意图）分析一下我国改良主义的经验，尽管它前后不一贯、举步维艰，而且受革命主义的牵累，但它坚持不懈地寻找自己的道路。

    思考中的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国家面临了严峻的、实质上是悲剧性的挑战：要么是慢慢地死亡，要么是新的流血的爆炸（仅仅在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进行了三次革命，人民经历了轮番不断的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苏芬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

    如果说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已遭到了破产，那么今后俄罗斯将怎样生活？

    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原文реформа）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

    今天，甚至明天仍会众说纷纭，说什么对改革（ перест ройка）没有事先做出计划，常常进行得不坚决，耽误了时间，而改革的领导人没有看准或没有考虑到某些东西，等等。

    我不想争论，可能是这样。直言不讳和准确评价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将来当激情平息，全俄名利场告终，理智清醒，各种民族主义浊流消退之时，将黑白分明，希望之虹的七彩颜色会自然呈现。

    目前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我国人民对历史的挑战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其他的一切就只取决于我们了。

    最近十年，是我对俄罗斯在新的道路上探索自己命运深感满意的十年，但这十年也有不少意外，如俄罗斯的生活现实就曾残暴地对待某些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浪漫主义幻想。

    但是，这里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现实永远不会是意识的翻版。生活是沿着自己的不可预知的道路前进的。

    人们常常问我，我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否满意，改良的进程是否符合最初意图。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本书中详细阐述。而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既满意又不满意，既符合又不符合。

    今天，俄罗斯社会正在极其艰难地走上坚定、正确的道路。自由的意识正在逐渐融入实际生活，而这是改革事业将生存下去、任何严寒也扼杀不了正在俄罗斯破土而出的道德和人性的萌芽的重要保证。关于这一点，本书有详细论述。

    但是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主要的失望在以下各方面。首先，还在改革开始以前很久的时候，我在幻想我国未来时，在自己的脑子里勾画出各种图景，而且一幅比一幅美丽。当时我深信，只要还俄罗斯人民以自由，人民就会觉醒，就会提高自己的地位、找回尊严，就会开始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我要非常难过地说，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带点傻气的浪漫主义幻想，这种幻想很可能是由于对畸形的苏联现实极端反感而产生的。

    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看来只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不是全体，正确地评价了自由生活，而大部分人好像还没有察觉他们已获得了自由。很可能这是乞丐心理和千百年来所处的奴隶状态造成的。换句话说，自由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轴和我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如今，偷窃、匪祸、撒谎、团伙犯罪、恐怖活动、吸毒、卖淫以及许多其他丑行都出现了。偷窃已变成职业。很遗憾，新贵们由于自身的专业素质极差，责任感极低，他们制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使任何一个想要挣钱的精明人必定会加入偷盗、敲诈勒索和贪污受贿的行列。

    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唉，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同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臣民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可是当官的人数仅最近几年就增加了120万，占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20%。我国的官员不受监督、高傲自大、贪婪成性，他们（包括地区的和部门的）胡作非为，正企图把国家加速推向官僚封建主义。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国家的恐怖暴行已被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贪污受贿成了官员任职的实际目的。

    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这种变化最早在人民代表大会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只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罢了。大家曾把这些情况作为笑料，却没有想到，蛊惑会成为争取权力的基本手段。

    尤其是大众媒体及其周围形成的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气愤。在改革较为顺利的年月，民主派的报刊已开始呼吸充满生机的自由空气。这是一段美好时光，勇敢而正直的人不断涌现，民主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绩。可是当野蛮来临，一切都被摧毁了。出卖灵魂、践踏良知、1937年式的告密、按指令写文章和做广播、极度的恬不知耻以及蔑视真理、蔑视人性等现象统统出现了。善与恶、真理与谎言、自由与束缚已像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时那样，开始变得毫无标准，互相转换起来既容易又简单，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

    过去，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在扫清通往社会的民主健康化道路的障碍方面，曾经做了难以估量的必要工作。可是今天，许多新闻工作者只想发财致富。这当然没错，但必须是在新闻工作者承担起教育的重任、荣誉与尊严的情况下。

    我在写这一切的时候真正感到心疼。我有某些理由认为，公开性也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产物。因此，当看到和感到新闻界的某些精英人物如此健忘，我简直无法容忍。当然，我也远不是对新闻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表示愤慨。我同很多编辑和严肃的记者仍旧友好相处，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公开性是从哪里来的，产生过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当时大家是怎样由于有了言论自由而沸腾。

    不管现代大众传媒的状况如何，要是没有这些传媒，俄罗斯的民主就不会存在。只要大众传媒销声匿迹哪怕一两个月，政府当局就又会胡作非为，搞起专政来。在俄罗斯用棍棒来管理要比用法律来管理容易得多。

    这些问题要一一列举是举不完的，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讲一讲。改革伊始，宗教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奉为国策的无神论，由于它道德败坏，已悄悄地寿终正寝。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意见完全一致。我曾直接负责过宗教问题。我认为，复兴宗教将会使民族在道德上得到健康发展，而崇高的精神境界将能遏制和治疗缠得人晕头转向的物质追求、贪婪和嫉妒。

    遗憾的是，很多宗教界人士不知为什么也开始投靠政府当局，指望靠它的施舍生活，而且非常忙碌地去履行作为国家附庸品的下贱职责。社会期待宗教的是诚实的布道和治病救人，使人精神高尚、富于怜悯心，而这种布道在无限痛苦的没有宗教信仰、不信神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是特别需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但俄罗斯终究有过1956年、1985年和1991年，这些年份是消除不了的。时间消逝得既快又慢。若我们走入歧途，不仅对我国人民而言是悲剧，而且对虽高度相互依存，却还没有完全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做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

    我对出现一个自由繁荣的俄罗斯是有信心的。

    如果本书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知音，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

    亚·尼·雅科夫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