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作　者】（英）伊懋可  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X-092/2741

【阅览室】自然阅览室、中校区理科阅览室

作者简介

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John·Dutton）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内容简介

本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懋可纵横于中国农业史、社会史等多个研究领域，这使他在这部拓荒性著作的撰写中左右呼应、水到渠成。

在这部书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中国4000年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观念、知识和表达方式，与所在的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植物、动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大象南撤、森林破坏、战争、水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勾画出中国环境史的“一幅总图”；第二部分选择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三个典型地区的个案，用“特写镜头”对“总图”进行细化和强化，具有浓厚的经济-社会史色彩；第三部分以“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三章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观念、情感、知识和“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影响，给出了如何理解中国环境史的一种文化视角。

本书是一部中国环境史概述，大约纵贯4000年，但重点在最近的1000年。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比较晚近的这一时期，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更加丰富。全书以中国、日本和西方其他学者的成果以及我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这些成果涵盖历史地理学、地方史、环境诗篇、关涉并反映自然的信仰体系、地方人口构成以及水利制度等方面。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简述真实的记录，尽可能是目前所知的真实的记录。第二个目标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以他们的那种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进行互动？更想尝试回答：这种互动方式有多么独特？

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模式”，它绘制了一幅总图，包括本书标题所说的大象退却的画面。大体上说，大象从东北撤到西南的这条长长的退却之路，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情形相反相成。这部分故事的主要内容是长期的森林滥伐和原始植被的消失，在随后两章中对此进行了扼要叙述——当然描述多于分析。不过，有一个核心内容得到了文献的印证，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化对森林的敌视与它对个别树木的喜爱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的两章则考察了两个关键问题。在建设与破坏兼具的长时段的中国环境变迁背后，最初的社会驱动力和后来的经济动力是什么？反过来说，这些环境变迁，尤其是司空见惯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是如何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机制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某种文化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开发自然的文化往往会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胜过不这样做的文化。我推测，在许久之后，一旦前现代的经济增长达到金钱能安全地投资获利这一地步，自然资源就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资源，例如树木，若不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就会成为溜走的财富。这种做法叫做“兑现需要”。

随后关于水利的一章进一步探讨了帝制时期国家推动增长方面的历史。水利事业在历经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成功及一些重大失误后，沿着一条技术稳步提高的曲线在前行，最终走向了受环境制约的前现代技术锁定阶段。也就是说，一旦修建了大型水利系统，它就会成为当地迈入佳境的基础，而且由于可能会危及生计乃至身家性命，因此不可能轻易地被废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它也无法继续发展了。并且由于水情不稳，人们背负了需要不断维护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这一壮举所付出的长期机会成本是很高的。第二部分是“特例”，呈现了三个截然不同地区的环境史。它关注的是较小单位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这包括社区、家庭农场、庄园和宗教机构等，它们在经济上日益为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领域所左右，这即是多中心竞争的市场体制。一个地区是嘉兴，它位于东海岸的中心。该地区所表明的可能是前现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即从一个生态资源富足的地区，变成了一个有着超集约化的园圃式农业与手工业的资源紧张的后一种情况使劳动人口承担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劳动量。第二个地区是贵州，它地处西南内陆，展示了中国人的拓殖与扩张对汉族／非汉族的边疆环境的影响。最后一个地区是遵化，它位于古老的东北部边境，是一个资源仍相对富足的不发达地区，本书在此考察的是前现代经济增长与诸如寿命等一些幸福指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地人们的寿命比更“发达”地区的要长些。

各地人口有不同的动态变化。北方落后地区的遵化人，至少是其成年人，比亚热带拓殖地区的贵阳（贵州首府）人活得更长，而贵阳人又比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的嘉兴人的寿命长。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在本书这样的一般性书籍中提供人口史的新成果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不过，让读者知晓有关出生的最新研究动向却很重要，这包括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赵中维的研究成果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尚未出版。尽管有细微的分歧，但在关键点上我们大体认同一致，那即是认为，至少到帝制晚期，婚内的分娩速度因生育间隔而放慢。在我们看来，这首先是随着孩子的出生而出现了一段较长的不育期的结果。其婚姻期间限制生育的方法，特别是它与类似因素（所生孩子的数量）和父母性别偏好之影响的关系，以及限制生育法发挥作用的机制等，都有待进一步阐释，当然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了。总之，正如一般所认为的，确实存在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在帝制晚期由于易于开发之地人满为患，情况更是如此。不过，长期形成的习俗、一定程度的意识觉醒以及恰当的行为使这种状况得到了缓解。正如李中清所强调的，从任何常用的意思上说，中国人口所呈现的都不是“马尔萨斯的”模式；这个词被用过了头，常常含糊不清，但仍然会引起共鸣。中国的环境史并非仅仅为无力地屈从于人类过量生育的情形所驱使。这些篇章也勾勒了更微妙、更难以捉摸的形态，包括个别景观如何受到了观念、宗教和审美趣味的影响；舆图制作、圣陵和庙宇、神话、传说以及山水诗如何影响了景观的形成；交通如何通过上千年的新桥增建而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这几章也详述了地方层面与微生物互动的内容，涉及瘟疫和疟疾这样的疾病等。至于老虎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们既是食人兽，又日益成为人类的猎物。也提到了如何用猛禽狩猎。而地方植物，无论驯化的还是野生的，抑或从新大陆(the New World)和其他地方引进的，都有涉及。还说到了古代环境对自然灾害的不同程度的缓冲，讨论了这种缓冲是已然消失，是减弱，还是持续存在等情况。甚至说到了自然环境及其人为的变迁如何影响了战争模式和犯罪活动等。总之，它们共同说明了人类与其被认可为“中国”的栖息地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化的层面。

接下来是“观念”部分，主题是中国人如何理解和评价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这部分由三篇文章组成，它们分别说明了这一大主题的不同方面。第一篇探问的是，“自然”如何成为艺术表现的一个主题抑或艺术本身，甚至成为了我称之为的一种“秘密宗教”（即风水。——译注）的核心？第二篇探问的是，中国人的原科学式观念如何成为他们观察自然世界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时代，头脑清醒、机智敏锐且学识渊博的人声称看见了龙，有时候还是大家一道看见的，这是为什么？第三篇考察中国人对环境的认识如何与正统的道德观念相互作用，并且为什么天气的好坏被认为是上天喜怒的表达。它还迸一步探问，及至帝制晚期，个人对自然的情感态度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据此可认为，这时并没有某种单一的“中国”自然观之类的东西。本书最初设想，以考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环境实践与政策发展作为结尾。无奈，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项必须单独进行的工作。毕竟，这时的舞台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了整个世界，并且现代科学已改变了技术，而这种改变有好也有坏。因此，最后的短章也即“结语”只是思考了一下环境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的性质，以及如何比较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前夜的西北欧。作了这番说明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立即回答。什么是环境史？还有，为什么特别选择中国？这里所指的“环境史”，限定于存在文献证据的时期，因为只有文献才会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男男女女的所思所想。环境史的主题是人与生物、化学和地质等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些系统曾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着人们又威胁着人们。具体来说，则有气候、岩石和矿藏、土壤、水、树木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万物之基的微生物等。所有这些都以种种方式互为不可或缺的朋友，有时候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都在不断地与这个自然背景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系统有其自身的活力，但不论书中当“自然”本身被看作是一个宇宙实体时，就用大写。及它们的环境，就不可能自始至终对它们予以充分的理解。

在本书中，疾病史是主要的缺憾与空白。中国曾经遭受过一些大瘟疫的折磨，但是在过去大约200年之前，关于疾病发生状况的可靠知识极为零碎；况且，我也没有时间给予这一主题以应有的关注。从历史研究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原因有三点。首先，其文字记载源远流长，使我们可以去尝试回答许多问题，世界上其他地区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其次，它可以与其他主要国家及民族的环境史相互补充与对照。当验证任何一种通常在其他某些背景下形成的一般理论时，它往往都会给予一种逻辑上必然的重要质疑。最后，它为考察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形成的环境危机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一危机的起源在时间上早于现代。不过，就具体比较而言，提出一些意见并作一点提醒还是有必要的。中国的环境历程是一个丰富的源泉，其中有很多与西方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史明显相似和相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