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王世杰文集   

【作　者】王世杰 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D90-53/1044

【阅览室】社科三阅览室

作者简介

王世杰，字雪艇，1891年3月10日生于湖北崇阳县，1981年4月21日卒于台北市。巴黎大学博士，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执教北大，后以学者身份从政。一生担任党政职务无数，特别是抗战时期，同时担任几个关键机关的首长和幕僚长。生命中既有辉煌的日子，也有暗淡的岁月，于个人沉浮中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他为国家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被称为“蔡孑民先生以来学人从政之第一人”。除开学术与政治，他还醉心艺术，在艺术品鉴赏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法学家王世杰先生的法政文章，系首次集结出版，分上下两编，包括论文、评论、书评等。王氏一代法学大家，生前身后至今除《比较宪法》外尚无文集正式出版。此次编者极尽搜罗，为世人全面展示王氏学思。

本书辑法学家、政治学家王世杰先生的法政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以期展示其学思历程和治学脉络，展现其对于时代的思考。处在“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王世杰的学术关注主要在公法领域，治学范围既包括学术的前沿问题，又含有中国的现实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论述分析法治先发国家的制度及理论，为中国的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打开新局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国文明的再生。

序言

本文集辑法学家、政治学家王世杰的法政文章，分上、下两编，包括论文、评论、书评等。先生风雨一生，从学术到政治，生前结集印行者，仅《比较宪法》和“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辑的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前者公开发行，后者标明“非卖品”。

一

本文集整理过程中: 第一，除文字、标点明显印刷错误迳行改正外，文章均保持原貌；作者所用人名、地名，因写作时间不同而有差异，亦保持原貌。外文部分，因难以查对，不敢轻易翻改，皆照原文录入。民国年间是一个大变动时代，白话文成为通用语文，新式标点广泛应用，但其时标准并未形成，故字词、标点常有与当下不一之处，收入时也保持原貌不作更动。第二，注释统一为现代格式。第三，表示文字位置的“右”“左”相应改为“上”“下”。

下编中，收录《现代评论》杂志署名“王世杰”“雪艇”“雪”的六十篇文字。《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三〇期有一篇署名“山木”的《上海公共租界及其解决》，与署名王世杰的作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党务训练所丛书”之一的小册子《上海公共租界收回问题》，内容完全一样。但据钱端升说，“山木”是他的笔名。钱端升: “钱端升谈《现代评论》周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因为小册子出版时明确署名“王世杰”，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第一辑中王世杰著述目录中也列出了这篇论文，所以这篇论文属于王世杰无可疑问。那么，“山木”是王世杰的笔名吗？有几种可能性: 一、“山木”为王世杰笔名；二、“山木”为钱端升笔名，王世杰的《上海公共租界收回问题》借用了钱端升的研究成果；三、“山木”为王世杰、钱端升共用或合作时的笔名。究竟事实为何，尚无法断定。除该篇外，《现代评论》中尚有以下署名“山木”的文章，为谨慎起见，不予收入，在此说明存目:

“司法部与收回法权”，第四卷第一零三期，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党治的铁律”，第六卷第一四八期，民国十六年十月八日；

“我们的希望”，第七卷第一五七期，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安定的政府”，第七卷第一六一期，民国十七年一月七日；

“英外相演说与国民革命”，第七卷第一六八期，民国十七年二月廿五日；

“党治与国民会议”，第七卷第一七二期，民国十七年三月廿四日；

“应付济南事变的方针”，第七卷第一七九期，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编者说明王世杰文集二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问题。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用王世杰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王世杰: “大理院与习惯法”，载《法律评论》第一百六十八期，1926年9月19日。王世杰的论文，数量不多，大体关注当时的几个重要领域: 代议制及其中前沿的女子参政、比例选举制、职业代表制问题，联邦制及联邦法院、宪法问题，领事裁判权的撤销、公共租界的收回等实际的法律问题和国际和平问题。综观其论著，可见他对当时世界前沿学理娴熟于心，他写的论文，论述法治先进国家制度及依托理论，无非想为中国法治实践、法学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历史无成法，但是历史有成例”。余英时先生的话；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 《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二章注三，第314页。若现代化是一条不归路，中国急需的是往前走，而不是往回缩，王世杰论文所展所现，就是这种在遍采各国成例基础上为中国现代化筹划新路的努力；这也是那个时代具有使命感的知识人的努力。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里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那么，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亦为一大事因缘，即中国文明的再生（Renaissance）。宏观地来说，中西现代交通以后的中国知识人，都在做着一项浩繁的工作: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借用胡适之先生的话；参见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收入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8页。。前三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再造文明”却非一人一己短时间内所可造成。

无疑，现代知识人所秉持的理念与古代士大夫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思想是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这在北洋时代最为强烈。王世杰在民国北京政府的夹缝中，于北大执教六年，民国开十余载之际，王世杰眼睁睁看到法制停滞不前，保障个体自由的法律严重缺少，侵犯个体自由的法令不断滋生。其论世文字，虽如其人，平和安静，但字里行间、平静背后，仿佛存在着无奈，充满了焦急。其时的中国，当务之急不在提升中国的法学，因为发蒙阶段的中国法学难有一步登天之境遇，而国家的不安定和实在法的阙如使其提升不得其道。当时的中国，紧要的是先进法制的尽快落地，使普通民众不再生活于恐惧之中，使法律学人有可以依靠的本国条文；没有本国法条，法学上的“再造文明”是不会成功的，法学终将游离于外国学理和本国杂乱不统一的规范之间，而为无根之谈。对于王世杰，如果说“再造文明”没有进行到底，哪里岂是常说的一个“做官去了”所能打发解释的。学术上的再造文明，他无缘参预，但到南京国民政府后参与主持立法，改观法制，也是另一种“再造文明”吧！

三

文集编辑过程中，广为搜罗，曾参考史语所集刊所载《王世杰先生编著目录》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王世杰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第四十二本第四分，1971年12月出版，第843～845页。……、乔雄兵的《王世杰先生主要论著》附在乔雄兵: 《王世杰及其国际法思想评述》正文之后，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年第2期，第334～337页。，以及其他零散资料，有取有舍，有增有减，成当下模样，王世杰的法政学术论文基本备至。但他未出国留学前的论文、他从政之后的许多演讲与短评、他去台后的演讲与怀念朋友的座谈记录、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缔结与废止”的文章，凡此种种，皆暂不收入；或待以后可作补编。

本文集五年前编定，当时电子数据库尚不完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外出手抄，枯坐校对；今年复又增补六篇，以求完备。许章润老师支持勉励，袁帅老师细致编辑，谨致谢忱！

搜集校对，捞针扫叶，其间艰辛，如人饮水，冷暖岂足为外人道也！

刘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