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四部丛刊·四编

                 【作　者】張元濟  選目  李致忠  主編

                 【出版者】中国书店出版社

                 【索书号】特/Z121.6/1213

                 【阅览室】特藏书库

作者简介

    张元济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贡献极大。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 000余册，舆图、碑帖5 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解放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校印有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正续篇，辑《续古逸丛书》等几十种，刊刻古籍数千种。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为纪念其对文化、藏书事业的贡献，1987年在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内容简介

    《四部丛刊四编》是《四部丛刊》的续出之书，1919年至1936年间，张元济先生主持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之后又计划出版“四编”，并且编好了相应的草目，但因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造成商务印书馆再度严重损毁，编辑人员转移香港，出版“四编”的计划遂搁浅。时隔八十年后，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此书重新出版，使《四部丛刊》这一古籍影印事业终获完满。此书由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先生担任主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文史研究专家柳和城为编委，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付梓，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张元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张人凤专门为此书撰写长序，并为此书的出版致贺。《四部丛刊四编》遵循前三编编辑风格，原样影印古籍，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其中，经部书籍12种，史部书籍36种，子部书籍28种，集部书籍47种，总计123种。所用底本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代钞本11种，清代精钞本28种，清代精刻本2种，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以及日本静嘉堂等十三家藏书机构。

    根据学者柳和城先生的介绍，1935年10月，《四部丛刊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印书馆又编印了一册 《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该样本除附有《初编》《续编》目录外，还刊出一份“预备续出之书”目录。这个目录，就是张元济先生计划出版的书籍。在他开列这个计划之先，他曾将选目寄给著名学者、藏书家征求意见。1937年7月22日，张元济在给吴其昌的一封信中说：“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见正编订《四编》目录，前在日本照存……”这封信中谈及的，就是1936年9月1日之前，他向学者们发出的征求意见的函件。

    张元济先生选取底本时，不但注重书籍的版本，更加注重书籍的内容。凡得到一个好的版本，必定亲自审订，看是否有错讹，若有错漏，必定亲自校勘一过，或者请名家代为校勘。可贵的是，此次出版的《四部丛刊四编》中使用的底本中相当一部分本子是张元济先生经手的本子，保留了张元济先生的校勘手泽，题跋、钤印历历在目。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朱希祖向张元济致函建议：“《宋朝大诏令集》等大都颇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则回函表示：“《宋朝大诏令集》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在当时的境况下，这部珍贵的书籍并未如期出版，而此次《四部丛刊四编》，则完成了老一辈学人的遗愿。

    由于战火的原因，出版大型丛书相对困难，因而张元济先生试图化整为零，一部一部地影印古籍，他在谈及其中的一部书《北磵诗集》时给商务印书馆总务处主管丁英桂的一封信中说：

    《北磵诗集》宋本毛样是在敝处, 昨已查得，可请勿念。《公羊单疏》毛样一本, 又刘刻二本、阮刻注疏本四册，又校记一本，另附致姜佐禹兄一笺, 请阅过饬人打存 ( 交下备查 ), 再送与佐兄……

    然而烽火四起，即便是这样的策略也不能保障出版的顺利进行，《四编》的出版工作最后还是搁置，而当年已经制作好的毛样结局如何，已不得而知。在战乱时代，张元济先生以民族文化为念，孜孜于出版。时至今日，这一文化工程由当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完成，既遂先贤的未竟之志，同时也为当代古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四部丛刊》从面世之初，学界始终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前辈学者郑鹤声、郑鹤春早在《丛刊》初编出版不久，即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称《四部丛刊》为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比肩的“四大编纂”。王绍曾说：“《丛刊》是一部前所未有的集善本之大成的大丛书，如果我们把《丛刊》的版本按时代和版刻地区加以排比，实际上就是一部变相的中国版刻图录和中国雕版史。”周汝昌认为：“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而在当代的研究中，《四部丛刊》是古籍研究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资料之一，堪称中国古籍的“版本库”，而《四编》的出版，则使这一版本库更加完备。

    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四编》的出版，是我们继承张元济先生的遗志，传世最好的版本。”

    著名学者、古籍专家许逸民：“《四部丛刊》的影印，在中国近代的古籍整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前三编’的出版我不可能赶上，《四编》在当代的出版座谈，我非常荣幸。（张元济先生）选目既非常实用，且他的版本又高于一般的版本，对当代古籍校勘和点校而言，仍然是最好的版本。《四编》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学者周心慧：“《四部丛刊四编》的版本选取，是从目前国内藏书量最丰富的国家图书馆等十余家藏书机构获取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书目基础上经过甄别的本子，说是目前古籍整理中最好的本子毫不为过。”

    文化学者柳和城：“我们从上述张元济致丁英桂信可以知道，当时保存下来的《四部丛刊》未刊书已摄底版、毛样，为数不少。1938 年后‘孤岛’局势相对平静, 商务印书馆恢复了古籍出版。张元济曾经采取化整为零方针,一部一部印行。今天《四编》的出版，是对张菊老遗志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