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
【作 者】(澳)巴納, 張光裕 编
【出版者】中國畫報出版社
【索书号】K877.34/7722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科阅览室二
作者简介
巴纳(Noel Barnard)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泰斗级宗师,是中国上古史与古文字领域的学术权威,主要代表作品是《楚帛书研究》(已公布2卷,另3卷待刊)《中国古代金属遗物》《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等。《与天无极》即是巴纳领导的楚帛书研究工作中子项目成果之一。
张光裕教授是著名古文字学、铜器学、简牍学及礼学专家,现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代表著作有:《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雪斋学术论文集、二集》《包山楚简文字编》《东周鸟篆文字编》《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郭店楚简研究(文字编)》《望山楚简文字校录(附文字编)》等,张先生近年积极从事“传世古史与商周金文所见古史新证”的研究。经张先生目验鉴定并协助购回的三批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简和清华简,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内容简介
巴纳、张光裕合作编撰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收录商周金文1800余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金文研究发展史上起过阶段性作用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再版与收藏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世民
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迄今最全的流散海外金文汇编整理成果。全书共十卷,第一卷包括中、英文序、收藏地点总目以及引用书目等;第二卷至第九卷,是这部书的主体,汇编了商周金文拓本和摹本1813件;第十卷是器名索引、收藏地点索引以及《汇编》与“美帝国主义劫惊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简称《集录》)的对照表等。
本书除详列所选青铜器的存藏情况、流转信息、著录情况之外,还提供了每件青铜器的清晰器物照片、铭文局部照片、与铭文原字等大的清晰拓片照片。其可贵之处在于,书中巴纳本人遍访西欧、北美、澳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总计数十处公私藏家,亲手墨拓所得达1300余件。全书收录的1800余件商周金文拓本和摹本种,其中“未为前人著录,而为本书特有者,达700余器,有为前人著录而著录之书已绝版难觅者,达400余器”,其余材料则分别来自于著名学术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所助,尤为珍贵。此次再版,主编张光裕特地对初版存在的个别缺失有所交代,并加以修订,使本书更加完善。
再版弁言二
去年秋日,原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张光裕先生来电话说,四十年前澳大利亚巴纳(Noe Barnard)教授与他合编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一书(以下简称《汇编》),将于近期由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再版,希望我能撰文推介。我不禁回想起1980年3月,陪同夏鼐先生接待巴纳、张光裕二位的情景。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大陆访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建立《殷周金文集成》编辑组,正在进行金文数据的进一步搜集与梳理,承他们热情地赠送这部1978年由台北艺文印书局出版的《汇编》,并为我们演示用自制印泥状盒装黑油打制拓本的简便工艺。从此以后,我与他们二位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中国青铜器和古文字的学术活动中,不断有所交往。最后一次与巴纳教授会面,是2009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行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上,而与张光裕先生过从尤多。将近四十年来的情谊,特别是我们在编纂《殷周金文集成》工作中时常参阅《汇编》,使我深感不能不写出自己对《汇编》的深切感受。
早年的金文汇编之书,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统计,集录商周金文千件以上的,先有《攈古录金文》(1334件)、《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382件)、《愙斋集古录》(1144件)、《周金文存》(1545件)、《贞松堂集古遗文》及其补编和续编(2217件)等书,而收器最多的是《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计有6456件,但不无伪器)和《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计有4831器,公认鉴别较严,仍不免个别伪器)。这些书,都是编者所获金文拓本(或摹本)的汇集,目验实物的仅其中很少一部分,因而不免有器盖颠倒和归类不准的失误。《三代》出版之后40年,巴纳、张光裕合作编撰的《汇编》问世,收录商周金文1800余件,数量虽不及《三代》之半,却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可贵之处在于,书中巴纳本人遍访西欧、北美、澳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总计数十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墨拓所得即达“1350余事”,占其收录总数的70%以上。《汇编》成书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巴纳未能来中国大陆考察,因而本书基本上未能涉及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新出土的大量金文资料。但根据其所见旧拓本和出版书刊,包含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重要藏器,以及1970年代以前的个别出土品。至于本书中诸器之著录项,则由张光裕先生花费莫大的精力,“参稽核校”,使之臻于完善。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撰的《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菁华》、收录商周金文不过69件;4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陈梦家赴美考察,历时三年精心收集资料,编撰为《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收录商周金文521件。由此可见,《汇编》在收录流散海外的数据方面,无论器铭数量,还是可靠程度,都远远地超过前人,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
我们在80年代编纂《集成》时期,经常将这部两函10册的《汇编》置诸案头。时值对外开放初期,我们掌握的流散海外中国有铭铜器情况,主要限于梅原末治、陈梦家二位的著作,进一步的更多知识则得益于《汇编》者甚多。这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增进了对流散海外中国现藏处所的了解,有的器物过去不曾见于著录,有的器物长期不知下落,有的器物数十年间藏地已有变动,根据《汇编》中的实地考察得以获知最新的确切情况;其次,订正旧著录的器类失误,例如原称簋、实为鼎,原作彝、应称簋,原作簋、实为盨,等等,如未亲见原器,将无法订正。而最见功力的还是多件同铭的有盖铜器,例如史颂簋、善夫梁其簋、函皇父簋、追簋等,一器少则三五件,最多八件,见于多种旧著录书,所载往往不尽准确,有的器盖颠倒,有的张冠李戴,有的仅著录过器铭或盖铭,将现存的组合关系及见于著录的复杂情况,彻底弄清楚绝非易事。只能根据器铭笔势、斑驳及锈迹的微小差别,将好些张拓片与几种著录书,耐心地反复核对。诚如王国维在《国朝金文著录表自序》中所说:“墨本堆积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检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不过尽数十器而已。”此间辛劳,倘未曾亲历难于体会。《集成》编辑组同事对此深有感触,经过进一步核对,深感巴纳、张光裕二位的《汇编》功莫大焉。《汇编》对收录器铭原著录的开列,系依据其成书或出版时间编年为次,并且标明是否含有图像,由此既反映诸器流传的赓续,又一目了然,这在公开出版物中尚属首创。
巴纳和张光裕当年见及的旧拓本,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北学术机构所藏,遴选收录《汇编》之中的,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一是数十件器的全角拓片和器形照片,本书总目在逐一列出收录铭文的目录的同时,特地单列“器形照片及全角拓本总目”,共计76件,许多器物图像不曾见于著录,这对于青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大有裨益。再是收录了若干公认的伪铭及其照片,例如本书第1号晋侯盘,有铭文500字,公认作伪于乾隆时期,再如毛公鼎等器的伪铭,,由于严肃的著录书多未收录,因而一般学者未能见及。《汇编》本着“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陈介祺语)的理念,将其作为伪铭的标本收录,有助于读者增长识别伪铭的能力,也是很有意义的。
《汇编》出版以后40年来,商周金文集录的编辑出版有了长足的进步。1984~1994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第1至18册(2007年出版的修订增补本为8册),收录器铭将近1万2千件。2000年以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金文工作室在《集成》的基础上,配备铜器图像,制成“殷周金文暨青铜器数据库”,继而增加新收器铭暨图像,供有关学者在互联网上检索;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收录的器铭的数量,都比《集成》有相当程度的增加。尽管如此,《汇编》作为金文研究发展史上起过阶段性作用的重要著作,历史意义已如前述,因而仍有其再版与收藏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巴纳先生已于 2016年以九旬又四高龄作古,未能看到《汇编》在中国大陆的再版,我们都很怀念他。与巴纳先生朝夕相处十余年张光裕的先生,在为本书所写《再版弁言》中,特地对初版本瑕不掩瑜的个别缺失有所交代,,主要是列舉書中僞銘和可疑器共54 號,對個别器銘所屬器類和著錄也有訂補。這種自我修正的精神,甚爲可貴,值得稱道。此次再版,修订十处误植器名者,使之更加完善。